为何至今不能谅解司徒雷登？
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是我们感到陌生的。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此言不虚。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在中国最为成功的事业就是燕京大学。1919年春天他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
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然后，他远赴西安，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他不仅让这位督军以6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了奖学金。这仅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会活动能力的冰山一角。
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初期没有政府的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约85%的资金都来自私人捐助。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里，他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筹集到大约2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2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了哈佛燕京图书馆。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燕园内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家有萧公权，等等。
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司徒雷登一直希望他的学生将来成为中国的栋梁。他曾说："燕京大学应该是一所中国人的学校。"所以，他始终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五卅惨案"发生不久，燕京大学中、美、英等国的教职员工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发表了责问英国当局的宣言。
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军占领北平后，因为燕京大学有美国背景，所以不敢进入校园。当时的燕京大学，是北平地下党最活跃的场所之一，司徒雷登本人也多次掩护地下党。
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宪兵队闯进校园，逮捕了校长司徒雷登和其他18名师生。随后，司徒雷登被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才得以获释。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很穷，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美国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私人助理傅泾波家中。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
回到美国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其实,在回国3个月后司徒雷登即中风卧床，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风后偏瘫了13年，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的一家人悉心照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终年86岁。
在他临终之前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交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1949年，为了批驳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和美国关系》白皮书，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将国民党和美国当局绑在一起吊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什么是开设新店？就是指司徒雷登支持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为总统，逼蒋介石下台。在蒋介石眼里，司徒雷登跟李宗仁沆瀣一气，站在了自己国民党政权的对立面。
于是，1949年的司徒雷登犹如一只丧家犬，在中国大陆上角力的各种力量均视之为敌，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时间是1949年的8月18日，而就在两个月前，当毛泽东得知司徒雷登打算到北京拜见中共领导人，以便共同探讨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时，还宣称他“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为什么在短短两个月之后，司徒雷登在中共眼中的形象就全变了呢？答案很明显：司徒雷登其实是在替美国政府担骂名。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与其它几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一样，它的真正的批判对象是美国政府，以及白皮书的炮制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然而，只是因为这篇文章曾被列入中学课本，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以至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司徒雷登成了“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代名词。即使现在，人们能够谅解历史上所有的“国民党反动派”、甚至谅解了当年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侵略者，也没有谅解对中国有恩的司徒雷登。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逝。他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葬在燕京大学自己妻子的墓旁。但在此后的岁月里，因为没有得到谅解，他的遗愿始终未能达成。直到2008年11月，才被勉强批准安葬在杭州的半山安贤园里。他的墓碑上写着这样几行简单的文字：
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986年6月，北京大学致公函给傅泾波，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于燕园临湖轩。不料，因“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后来还有人发起联名上书反对司徒雷登归葬燕园。唉，在咱们大中国，究竟是为什么至今不能谅解司徒雷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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